中国人被饿怕了。冯小刚的电影《1942》，反映那个年代中国的饥荒及饿死人的情形，令人触目惊心。笔者幼时曾听老辈人回忆陕北“民国十八年”的情况，听起来也很可怕。说那时粮食金贵，黄豆会被穿成串卖。

　　很多史学家说，大规模饿死人的情形发生，往往不是因为粮食的绝对短缺，而是粮食的分配出了问题，例如，穷人买不起粮食，粮商及大户人家囤积居奇。这话大抵不错，但也有例外。1960年前后，中国不少地方饿死了人，就主要不是买不起粮食的问题，因为自由的粮食市场几乎不存在。这次大饥荒的原因很多，其中一个原因是人民公社制度实行初期对粮食的浪费太狠。一度全国粮食产量到处“放卫星”,公共食堂起初让人们放开肚皮吃饭，直吃到没粮的时候才开始限量供应。后来问题相当严重了，工作队开始在农民家里收粮，一些农民也开始藏匿粮食。那时连逃荒要饭的自由也受限制，饿死人的情形自然严重。

　　对饥饿的记忆是集体性的，后果也是相当负面的。

　　后果之一是，国人的集体饥饿记忆助长了百姓的高储蓄倾向。某县近年玉米产量猛增，农民家家便储存玉米，多到几年用不了的程度。农民说饿怕了。其他做工挣钱的人，便是以存钱来应对未来的风险，其中原因之一便是不要挨饿。中国人的储蓄率为世界之最，高储蓄率引起的总供应与总需求的差额，要用巨额贸易顺差来平衡，于是就有了巨大的外汇储备。

　　另一个后果是，集体饥饿记忆严重影响国人的职业选择行为。人们把找工作叫找饭碗，把失业叫做饭碗砸了；最好的工作不是自己认为最有趣的工作，而是最有保障的工作。相反，在农产品相对成本低、食物相对便宜的国家，例如美国，人们把吃饭不当一回事，便把兴趣作为职业选择的第一决定因素，如此创新潜力也就被更大地开发出来。

　　农村改革和农业技术进步使中国一举告别了食物短缺，群体性的饥饿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。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。但是，吃饭这件事还是我们的一个问题。经济学把家庭吃饭开支占总收入的比重，叫做恩格尔系数。通常，这个系数越小，国力就越强大，老百姓的生活也就越富裕。中国的城市居民的平均恩格尔系数在2006年到2011年之间竟然不降反升，由35.8%上升到36.3%,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指标一般在20%以内。这多少让人心里有些不安。这说明中国农业与食品流通加工产业的相对效率是下降的。

　　中国农业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，缺乏比较优势。相对于巨大的人口数量，中国适合农业的优质土地很少。北旱南涝使我们在排水、灌水上必须下大工夫，致使成本增加。即使是这种不好的土地，如果有很多，就可少灌溉甚至不灌溉，或可留出更多的淹没区，只要有适合的农业技术，粮食单产虽然不高，效率却可以很高。农业保险公司设置一个适合的赔率，农民收入也大抵有保障。可惜这种土地我们也没有很多。这个硬性约束，也使吃饭成本难以下降。

　　最担心今后国际市场粮价下跌，给中国维持目前粮食生产能力增加难题。因为种地不挣钱，或挣钱水平不如外出做工，一些稍差的土地就会被撂荒；或能种小麦、玉米两季的，改种一季玉米。一些人说，我们可以大规模进口美国、加拿大粮食，但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，靠大量进口粮食维持国内市场供应，会增加很多不确定因素，很可能打乱高层改革的节奏。改革节奏乱了，中国的前景就不妙。这也是政治问题。所以，不能轻言放弃中国为饭碗问题所做的努力。

　　但这里面存在一个深刻矛盾。靠自己的力量保持国内主要农产品市场的供求平衡需要提高单产，要消化因此产生的高成本必须维持农产品较高价格；而对开放的承诺又使我们不得不面对国际市场低价农产品的竞争。

　　技术进步是摆脱困局的必要条件，却不是充分条件。如因一项旱作农业技术，能使玉米平均单产超过美国的水平，可是这项技术的应用推广却不容易。这里面有政治的因素。国家支农资金分配主要流向灌溉农业，而非旱作农业。与灌溉农业有关的人掌握着更大的话语权。要把中国农业技术进步扭到旱作农业方向上，就意味着有人的“奶酪”要被动了，谁愿意？李克强总理说过“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”,这也是饭碗的政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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